最高检过问或干预、插手检察办案等情况逐步减少

中新网5月6日电 最高检政治部主任潘毅琴6日表示,自2019年8月严格执行“三个规定”以来,不仅检察人员更加注重规范检察办案等行为,“逢问必录”的习惯也正在逐步形成;过问或干预、插手检察办案等情况也在逐步减少,司法环境正在得到改善。

5月6日,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,通报全国检察机关落实“三个规定”的工作情况,发布检察人员违反“三个规定”典型案例并答记者问。

“三个规定”指的是,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实施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,中央政法委印发实施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》,“两高三部”联合印发实施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、律师、特殊关系人、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》。

中国戏曲,老百姓即使一个字都不识也能看懂。为什么?因为戏曲有高度的人民性,有高度的民族性和独特性。坚信人民性,与我在抗战中的经历有关。1939年我从延安来到河北平山,从事抗战教育工作。在穿行山西时,经历了饥饿、劳累、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。正是依靠当地村民的帮助,部队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,最终突破重围、走出了无人区。没有人民的组织、没有人民的力量,是没办法成功的。重视人民、相信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、绝对不能脱离人民,这都来自我的实际生活经验。

湖南日报·华声在线记者 唐璐

作者:郭汉城,生于1917年,戏曲理论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新中国戏剧戏曲学学科创建者之一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,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戏曲研究所所长、《戏曲研究》主编等职。曾获首届“中华艺文奖·终身成就奖”,著述收录于《郭汉城文集》。

一间眼镜店负责人表示,疫情暴发后3月17日停业,直到5月13日才恢复营业。开店前所有员工开会培训,每位员工上岗时都要配戴手套、口罩,如果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时,配戴面罩,以及顾客触碰过的商品、台面等接触物,都会消毒清理。

这位负责人表示,每位客人入店前都要测量体温,询问是否有身体不适等状况,之后才能入店。最重要的是严格控制店内人数,遵守疾控中心和州政府的指示。他坦言,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不小的影响,谁也难逃一劫。现在处于生意恢复初期,顾客相当于正常时期的30%至40%。

按照这个思路,我们一起完成了《中国戏曲通史》和《中国戏曲通论》。目的是保护、发扬我们的戏曲文化,把过去的经验好好地总结起来、把好的戏曲政策继续推进下去。如果总结我们的研究经验,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指导戏曲改革;理论与实际相联系,用理论推动实践,在实践中检验理论、发展理论。后来我主持出版《前海戏曲研究丛刊》,也是力求推进戏曲理论体系建设。

“美团订单又来啦!”晚上10时多,都正街盟重烧烤店门口的订单通知信息响个不停,前来取外卖的快递小哥络绎不绝。店内,员工挑选出适合做外卖的烧烤品种,用防护袋和保暖贴包装,“保证外卖烧烤不变味不变质”。虽然该店还未开放堂食,但线上订单十分火爆。“每天订单200多笔,凌晨一两点还有订单来。”该店负责人黄进表示,以前没做过外卖,此次疫情发生,使店里经营模式有了改变。

潘毅琴介绍称,最高检结合深入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,组织全国四级检察院所有检察人员,对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,受到过问或干预、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情况进行集中填报,共记录报告722件。

几十年来,我国的戏曲创作一直贯彻“三并举”政策,即传统改编戏、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并举。我认为现代戏最有发展空间,取得的成绩最大。现代戏创作,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民族形式、与艺术传统的矛盾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已经拥有一套适合现代题材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。要辩证看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,这样戏曲的“三性”就能够在现代戏中得到实现和突破。

“妈妈,我还要吃串烧烤!”晚上8时28分许,在太平街口洪荒烧烤店前,7岁的茹茹向妈妈撒娇,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她第一次走出家门,到街上玩耍。随后,茹茹的妈妈买了串烧烤后说:“这段时间,把我家小吃货给憋坏了,今天要好好补偿一下。”

走进太平街口,疫情防控广播温馨提示回荡在街道上空。晚上8时许,佩戴口罩的环卫工人肖老伯在清扫马路。他告诉记者:“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整条街都是空荡荡的,早段时间晚上8时后就没什么人了,现在人多了,热闹起来了。”

3月的长沙气温已逐渐回暖,长沙的夜在春风轻拂下愈发迷人。

3月14日,我省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实现清零。记者当晚走访长沙市“五一商圈”发现,随着疫情形势向好,“夜经济”正悄然复苏,城市烟火气在迅速回升。

晚上9时许,情侣王先生和吴小姐在黄兴铜像广场路边等车,这也是疫情发生以来他们第一次出来逛街。“今天满足了女朋友的心愿,喝了奶茶,夹了娃娃,好好享受了一回浪漫。”王先生说。

晚上7时许,在平和堂五一广场店,顾客测体温后有序进入。一楼众多专柜中,人气最旺的要数女鞋和化妆品柜。商场不时有工作人员提醒顾客:“大家请戴好口罩,不要离得太近。”某护肤品销售人员谭小姐告诉记者:“我们3月恢复营业后,这几天前来购物的顾客多了不少。”

张庚同志是我们的老师,也是我们的领导。他从一开始就明确理论研究要为戏曲改革服务。尤其在戏曲改革初期,大家的认识不太统一。这么改戏行不行?怎么改才对?戏曲理论研究要帮助大家厘清这些疑问。通过实践,我们逐渐意识到,研究工作不仅是看几部戏、开几个会。要进一步发挥理论对实际的推动作用,就必须有“戏曲史”“戏曲论”。写出一部戏曲史,让人们理解戏曲历史和当前的关系;写出一部戏曲理论,从规律上总结戏曲创作、戏曲表演问题。比如研究戏曲的“三性”,综合性、写意性、程式性,就是引导人们把握戏曲艺术本质。此外,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培养人才,在史论研究、戏曲创作中,培养有专门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后续人才。

潘毅琴称,2019年11月,最高检派出3个督察组对集中填报重大事项“零报告”和报告少的省级院和最高检内设部门进行专项督察;今年3月,向工作开展相对滞后的6个省级院党组及党组书记和最高检9个内设部门主要负责人发函督促落实。通过狠抓制度落实的“组合拳”,有力推动了记录报告制度的落地落实,填报数量逐步增加。全国四级检察院2019年9月报告656件,10月报告1668件,11月报告4781件,12月报告3824件,2020年1月报告1916件,2月报告1689件,3月报告3495件。与以往长期“零报告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我今年104岁,正式从事戏曲工作已经60多年。感谢新时代,让我对戏曲的未来、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我为什么会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?有个人原因,也有时代原因。我从小就爱看戏。绍兴大班乱弹戏、越剧前身“的笃班”“小歌班”、婺剧,都是我在老乡们影响下喜欢的。抗日战争爆发,我离开故乡萧山,从湖南转到陕北公学栒邑分校,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。1949年,我较多地接触到戏曲改革工作,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召开,两个月的演出中,我集中观摩了很多剧种的优秀作品,后来又到很多地方看戏。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:中国有这么多戏曲、这么好的戏曲文化,我要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。

“集中填报后,坚持月报告、月通报制度,并要求之前漏报、忘报的,在以后的月报告时进行补报。为督促各级院如实记录报告,我们将贯彻落实“三个规定”和《实施办法》情况作为系统内巡视的重要内容,并组织开展专项督察督促落实。”潘毅琴说。

后来重新选择工作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到中国戏曲研究院,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。中国戏曲研究院于1951年4月3日刚成立,就承担起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工作。通过演员讲习班、剧本讨论会、剧团调查等,推进戏曲“改人、改戏、改制”。我在观看戏曲、了解剧团、接触演员的过程中,慢慢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。

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四个自信”,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,使我对戏曲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彻底贯通了。中国戏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,它不只是艺术问题,还关系国家文化前途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杂货铺的林老板表示,疫情导致生意受到很大冲击,以前顾客会进来逛逛,但现在他们很有目的性,询问完或是买到所需商品就走人,不会闲逛,“这种情形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,或是成为常态”。华资商号林立的山谷大道开始复工,但部分商家仍未开门。(王全秀子)

潘毅琴指出,自2019年8月严格执行“三个规定”以来,不仅检察人员更加注重规范检察办案等行为,“逢问必录”的习惯也正在逐步形成;过问或干预、插手检察办案等情况也在逐步减少,司法环境正在得到改善。但检察机关严格执行“三个规定”的工作刚刚起步,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够到位、工作开展不够均衡、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等问题,全面深入贯彻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最高检将保持耐心、保持韧劲,自觉接受各方监督,以落实“三个规定”为切入点,抓好队伍建设这篇大文章。